“妈。”

“嗯。”

“你打算，一直住这儿？”

她没有马上回答。她把水杯放在窗台上。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看了一会儿。

“再说吧。”

那三个字飘在空气里。没有落下来。再说吧。等她准备好了再说。或者，永远不会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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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学校的时候。经过剧团大门口。

门口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几个字，”下周五排新戏。报名从速。”粉笔字有点模糊了。前两天下了小雨。雨点溅到黑板上。字迹被洇开了。边缘不清晰。水渍在粉笔字上留下一道道痕迹。

我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我继续往前走。书包带子勒着肩膀。我调整了一下。继续走。

路上有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

推着一辆旧三轮车。

车把上绑着一个稻草把子，上面插满了糖葫芦。

红彤彤的山楂裹着透明的糖衣。

在冬天的阳光下亮晶晶的。

像一串一串的小灯笼。

在灰蒙蒙的街道上。

那一抹红很显眼。

母亲以前给我买过。每次路过卖糖葫芦的小摊。她都会停下来。

“吃不吃？”

“吃。”

她就掏钱。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数一数。递给小贩。买一串。递给我。有时候买两串，一串给我。一串她自己。她咬一口，酸得皱起眉头。”这山楂太酸了。”但她还是吃完了。把竹签扔掉。舔舔嘴唇。

今天那个小贩看着我。问我，”小伙子。来一串？”

我站在那里。看着那些亮晶晶的糖葫芦。看了一会儿。

“不要。”

我走了过去。

身后小贩又在吆喝，”糖葫芦，冰糖葫芦——”

我没有回头。

我知道她在忙什么。忙着收拾那间办公室。忙着铺那张折叠床。忙着让日子看起来正常。我也需要让自己看起来正常。但我做不到。

那根红绳，系在那只旧箱子的拉链头上。很多年了。那根红绳褪成了暗红色。但还在那里。

她没有换。

她带着那个旧箱子。

去了剧团。

一个人住在办公室里。

晚上一个人睡在折叠床上。

窗台上有一盆蔫了的绿萝。

墙角有褪色的旗帜。

窗外是空空的老院子。

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着。

她睡在那张折叠床上。

半夜会不会醒？

醒了之后，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

她在想什么？

她会不会想起那个六岁的女孩？会不会想起宾馆那个雨夜？会不会想起医院手术台上刺眼的无影灯？

她会不会问自己，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她从来不跟我说这些。她只说，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

一辈子就这么一句话。我听到耳朵起茧的一句话。现在想起来，那句话里藏了多少东西。像一扇紧闭的门。门后面是什么。她从来不让我看。

我继续往前走。书包在背上一下一下地颠着。

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半边脸。灰白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我的影子投在前面。短短的。跟着我。

我想，她会回来的吧。

也许明天。也许后天。也许，她不会回来了。

我不知道。

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

红灯亮了。

我停下来。

站在路口的人行道上，脚下的斑马线白漆有些剥落了。

露出下面灰黑色的沥青，被无数双脚踩过，磨得发亮。

风从路口那边吹过来，带着尘土的味道和远处食堂的饭菜香，韭菜炒鸡蛋的味道，混着汽车尾气的味道，和这个城市每一个十字路口一样的味道。

身边有人经过，脚步声匆匆的。

他们的鞋子踩在地面上，发出各种不同的声响，皮鞋，运动鞋——布鞋——有的快——有的慢——没有人停下来。

没有人注意到我。

没有人知道我的母亲刚刚拎着一只旧皮箱住进了剧团办公室，住进了一间十平方米的、窗户有裂纹的、暖气不热的房间里，铺上了她的折叠床，叠好了她的薄被子，把水杯放在窗台上。

红灯的数字在跳，三十，二十五——二十——绿色的小人还没有出现。

我站在那里，在这个十字路口，像一个普通的等红灯的人。

绿灯亮了。

我抬脚，鞋底踩在斑马线上，白漆的触感，光滑的。

和沥青的粗糙形成对比。

继续往前走。

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