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走到冰箱前，把新抄好的一版贴上去，位置比原来那一版偏左了两厘米——因为她觉得那个位置看起来更对称一些。

窗外枇杷树的叶子被夏风吹得沙沙作响，深绿色的叶片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一层油亮亮的光泽。

二〇〇一年的浦东——陆家嘴的金茂大厦已经投入运营两年了，八十八层的银色塔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成了浦东天际线上一道无法忽视的坐标。

外高桥保税区的集装箱卡车日夜不停地穿梭在马路上，那些巨大的、涂着各色标志的集装箱在卡车的牵引下轰隆隆地驶过，扬起一阵阵混合着尾气和灰尘的热风。

那些从全国各地坐了几十个小时绿皮火车来到上海的年轻人们——有些人攒够了钱回了老家，在县城里开了一家小店，或者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了一栋新楼；有些人留了下来，住进了像高桥新苑这样的房子里——那些六十平方米的、隔着几个单间的、没有电梯的、但干净而明亮的房子里——在那些房间里摆放着他们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桌椅、从超市买来的被褥、从老家带来的搪瓷脸盆和毛巾——开始了他们在这座城市里扎根的第一步。

而苏小禾——这个身高只有一米五的上海本地姑娘，血管里流着杨浦老弄堂的水汽和菜市场的烟火气的姑娘，每个周末都会准时出现在那些房子的门口。

她穿着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碎花连衣裙，或者那件鹅黄色的旧针织衫，背上她的小布包——包里装着她的硬壳笔记本、一支圆珠笔、一叠收据和一把钥匙——站在那些深褐色的防盗门前。

她抬手，在门板上不紧不慢地敲三下，然后退后半步，双手背在身后，微微抬起下巴，等着里面传出拖鞋踢踢踏踏的声音。

“老板娘来收租啦——”

门开了。里面的人笑着递上来一叠钞票——那些钞票被叠得整整齐齐的，带着他们这个月劳作之后余温似的触感。

苏小禾接过来，蘸了点唾沫，一张一张地数。

她的拇指和食指捻过每一张钞票的边角——那些被反复折叠过的、带着体温的纸币在她的指尖依次滑过，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响。

数完了，她撕下一张收据，低下头，圆珠笔在纸面上移动，在收款人那一栏工工整整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那三个字写得很稳，每一笔都不急不缓。

她把收据递过去的时候，嘴角总是翘着的。

那是一种被人认可、被人需要、和爱的人一起把日子越过越好的笃定的快乐——像是春天河岸上那些刚刚从泥土里钻出来的野草，看起来纤细而柔嫩，但根已经深深地扎进了土壤深处，风吹不倒，雨冲不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