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她穿一件烟粉色的真丝衬衫,外面搭一件很软的米白色开司米开衫,耳朵上一对很小的钻石耳钉,头发松松地挽着,比平时随意。
院子里只摆了两张桌子。另一张桌子边上已经坐了一个人,在喝茶。
深蓝色的西装,白衬衫,没打领带,腕上那块白盘的表。他抬眼看了她一下,又低下头去喝茶。
菜一道一道地上。到第四道,老师傅亲自端着那盅狮子头出来,看看这张桌子,又看看那张桌子,笑了:“二位,并一桌吧。这一盅是一整只,分开了,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就并成了一桌。
“师傅说,这道菜一个月只做一回。”她说。
“那你上个月也来了?”
“来了。”
“那这个月怎么又来?”
“师傅说,这个月有人磨了他半个月。”他拿起汤匙,把那只狮子头从正中间分开,一半推到她面前,“我来看看,是什么人这么馋。”
她低头看着那半只狮子头。分得一点不偏,两半一样大。
“沈博士分得真准。m?ltxsfb.com.com”
“你也挑得真准。”
她舀了一勺汤:“那你看出来了吗,是什么人?”
“程公子那家基金,去年秋天进了两个新的出资人。”她说,“其中一个的普通合伙人,在华盛顿一家智库挂着个顾问的头衔。挺风雅的,一年去开两回会。”
“哪家智库?”
“就是爱列表格的那家。”
他把汤匙放下了。
程骁看他不顺眼,他知道。程骁背后有人在美国那头搭着线,他不知道。
……
那天下午,回的是国贸。
长庚在玄关迎出来,看了她一眼,看见她身后的人,就绕过她,走过去蹭他的裤腿。
“它倒是记得你。”
“它记性好。”他弯腰把猫抱起来,放到沙发上,“比它主人好。”
她没让他把这句话说完。
客厅里新换了一大枝白玉兰,一下午的光斜斜地照进来。花瓣落在琴盖上,落在地毯上,落在那件烟粉色的真丝衬衫上——衬衫也落在了地毯上。
他走的时候是晚上九点。长庚蹲在玄关,一直看着那扇门关上。
工体北路那家会所里,周梓渊的版本又不一样。
“什么怀上了。”他在工体北路那家会所里,一只脚还是踩在对面的椅子上,“凯斯勒不要她了。凯斯勒住院,他底下那帮人斗成一锅粥,谁还顾得上一个小丫头。美国她回不去了,就在家里待着,戒呢。”
“戒什么?”
周梓渊没答,只是笑,拿手指头在自己鼻子底下抹了一下。
一屋子人跟着笑了。
那个礼拜六,程骁攒了一个局。
酒过三巡,有人又说起许家那个表妹,说起怀上了、戒呢、凯斯勒不要她了。程骁没接话,等他们说完了,才把手机放在桌上,推到中间。
“你们说的那个凯斯勒的女孩,”他说,“看看这个。”
有人凑过去,念了两句,英文念得磕磕绊绊。
“什么意思?”
“意思是,”程骁说,“凯斯勒在亚洲的单子,每一笔,都过她的手。”
包间里静了。
周梓渊坐在对面,脸上的笑一点一点收了回去。
“那……一晚上陪三个……”
“陪三个?”程骁笑了一声,“人家国会给凯斯勒写信,点了十一家公司的名字。你猜她为什么一个冬天不回美国?”
没有人猜。
可一桌人都明白了。
“那她在北京待着,”有人小声说,“就没人查?”
“谁查?”程骁把手机收回来,“她姓许。住在谁家的屋檐底下,你们不知道?”
四月,长安街两边的玉兰开了,又谢了。
德国一家工业机器人公司的小股东名单上,多了一个卢森堡的名字。瑞士一家私人银行的董事会里,多了一个不开会、只投票的席位。伦敦一家家族办公室的管家换了人,新来的那个,十年前在旧金山给一个叫玛格丽特·安的女人做过助理。
每一件都很小。每一件都不带她的名字。
可是以前,这些事是躲在凯斯勒的影子里做的。现在凯斯勒躺在医院里,那片影子没了。她的每一步,都是她自己的脚印。
四月中,一个瑞士人飞到了北京。
是那家私人银行董事会的秘书,六十出头,银发,一身炭灰色的三件套,袖扣上是他家族的纹章。他没有住酒店,从首都机场的公务机楼直接到了国贸,坐在三十七层的客厅里,膝盖上摊着一本皮面的文件夹。
她穿着一件象牙白的真丝睡袍出来,外面松松地裹了一件开司米长开衫,头发也没挽,光着脚。孟阿姨给客人上了茶。
瑞士人讲了四十分钟。银行明年要发一笔次级债,票面利率定在哪里,董事会吵了三个月。
“四点一七吧。”她说,“我瞎猜的,您再算算。”
瑞士人拿出手机,按了一遍,删掉,又按了一遍。按完了,他抬起头看她,又低下头去看手机。
四点一七。跟他们的模型跑了三个月的那个数,小数点后面两位,一模一样。
他当天下午就飞走了。走到门口,他犹豫了一下,问她,刚才他进门的时候听见的那首曲子,是谁的。
到了四月,话已经传得没了边。
婚宴上,马场上,牌桌上,会所里,每张桌子都有一个版本。有人说她是凯斯勒在外头的私生女,有人说她手里攥着凯斯勒一半的身家,有人说有关部门的人已经在国贸楼下蹲了三个月,有人说沈家老爷子为了这个孩子,已经跟裴家通过气了,秋天就办事。
说得最有鼻子有眼的,是她半夜从西山出来,光着脚,手里拎着一双高跟鞋。没有人说得清是谁看见的。
还有人说她根本没病,是被裴家关起来了。
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桌子上,是三四个不一样的人。
国贸三十七层的灯每天晚上照常亮着,亮到十一点,灭了。没有人上去过。
四月的一个礼拜天,沈砚被叫到了前院。
爷爷九十一了,耳朵不太好,可外头的话,一句都没有落下。他坐在院子里那棵老海棠底下,穿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开衫,膝盖上盖着一条驼色的毯子,手边一杯茶,泡的是自己院里那几棵茶树上掐的芽。石桩上摆着一副棋,棋子是云子,用了六十年,摸得温润发亮。警卫员把茶续上,退到了月亮门外头。
爷爷没有提外头的话。他让沈砚陪他下一盘棋。
棋下到一半,爷爷说:“那架琴,你找人调了。”
“嗯。”
“调琴的老周,给你奶奶调了三十年。”爷爷落了一子,“他说,十来年没人碰的琴,有一个降b低了一点,旁人是听不出来的。他问我,是谁听出来的。”
沈砚没有说话。
爷爷也没有再问。
又下了几手,爷爷看着棋盘说:“后头那栋楼,你奶奶走了以后,衣柜一直空着一半。”
他拈起一枚棋子,在指间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