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乡间小路上出现一个骑着脚踏车的德国兵。他虽然是德国兵，却不像一般德国军人那样雄赳赳气昂昂的。这个德国兵温文儒雅，对待一个在回家路上遭遇困难的年轻姑娘，礼节十分周到。巧的是，他身上带有一套修车工具。

那个时候，挪威的德国兵，如果真的像一般人想象那样，都是大坏蛋的话，事情就不会发生，因为我祖父就不会理睬路上受难的姑娘。当然，重点不在这里。当时我祖母实在应该保持矜持的态度，严词拒绝一个德国兵提供的任何帮助。

问题是，这个德国兵渐渐喜欢上这个受难的姑娘。这一来可就惨罗。不过，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每回讲到这个节骨眼，爸爸就点一根烟来抽。

更糟的是，祖母也喜欢上那个德国兵。这是她犯下的最大错误。德国兵帮她修理脚踏车，她不只说声谢谢而已，居然还陪他—路走到艾伦达尔镇。这个大姑娘实在太不知检点了。要命的是，她竟然答应再跟这个名叫盎特菲德威伯·卢德维格·梅斯纳(unterfeldwebelludwigmessner)的德国兵见面。

如此这般，祖母就成了德国兵的情人。爱情这档子事固然是盲目的，选择权不在我们手里，可是，在爱上那个德国兵之前，祖母总可以选择不再跟他见面呀。当然，她没这么做，到头来可就有苦头吃啰。

祖母和祖父一直偷偷会面。她跟德国人交往的事，一旦被镇民发现，她在艾伦达尔镇就待不下去了。挪威老百姓对抗德国占领军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不跟他们打交道。

1944年，卢德维格·梅斯纳被匆匆调回德国，参加第三帝国东部疆界保卫战。他压根儿没有机会向我祖母道别。他在艾伦达尔火车站搭上火车，从此音讯全无，整个人消失不见了。战后祖母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但过了一段日子，她也不得不相信，她的情人在东部战场上被俄国兵杀死了。

若不是祖母怀了孕，佛洛兰脚踏车之旅和接着发生的事，早就被人们给遗忘了。祖父随部队开拔到东线前夕，和祖母一夕欢好，但直到好几星期后，祖母才知道自己有了身孕。

依爸爸的说法，接着发生的事彻底露出入的邪恶——每讲到这里，他就会再点一根烟来抽。1945年5月挪威百姓解放前不久，爸爸离开娘胎，呱呱坠地。德军一投降，祖母就被挪威民众抓起来。

挪威百姓最恨那跟德国兵交往的挪威姑娘。不幸的是，这种女孩还真不少，但下场凄惨的是那些跟德国兵生下孩子的姑娘。事实上，祖母跟祖父交往是因为她爱他，而不是因为她信仰纳粹主义。祖父自己也不是纳粹党徒。他被抓上火车，强行遣返德国之前，就跟祖母商量好，找个机会两人结伴穿过边界，双双逃到瑞典去。不巧，那阵子有谣言说，瑞典边防军奉命射杀穿越边界的任何德国逃兵，因此祖父和祖母不敢贸然成行。

艾伦达尔镇民使用粗暴的手段对待我祖母。他们剃光她的头，在她身上拳打脚踢，也不管她刚刚生下孩子。老实说，德国兵卢德维格·梅斯纳比这些挪威百姓文明多了。

顶着一颗光溜溜的头颅，祖母逃到奥斯陆，投奔她的舅父崔格维(trygve)和舅母英格丽(lngird)。如果她继续待在艾伦达尔，恐怕连命都会送掉。那时正好是春天，但祖母还得戴上呢绒帽，因为她的头秃得像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她母亲留在艾伦达尔，祖母直到五年后，才带着她儿子——也就是我爸爸——回到故乡。

祖母和我爸爸都不想为发生在佛洛兰的事辩白。他们只想知道，他们母子究竟要受多少惩罚？一桩罪行，到底要株连几个世代的人？当然，未婚怀孕是难以原谅的事，而在这点上，祖母也从不推卸责任。她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连无辜的小孩子也不放过。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爸爸是由于人的堕落才来到这个世界，但我们不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吗？我知道这个比拟有点牵强。亚当和夏娃的故事环绕着苹果进行，而我祖父和祖母那档子事，却牵涉到越橘。但是，像月下老人似的将祖父和祖母牵引在一起的脚踏车轮胎，看起来，还真有点像诱惑亚当和夏娃的那条蛇。

不管怎样，身为母亲的女人都知道，你不能为了一个已经出生的孩子，一辈子自怨自艾。更重要的是，你不能把气出在孩子身上。

我也相信，德国兵的私生子也有权享受幸福的生活。在这一点上，我和爸爸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童年时期的爸爸，不但是个私生子，而且还是个敌人留下的孽种。在艾伦达尔镇，尽管成年人不再对“通敌者”拳打脚踢，孩子们却不肯放过那些可怜的私生子。有样学样，儿童模仿起大人的恶行来，往往青出于蓝。这一来.小时候的爸爸可就尝尽了苦头。他忍气吞声，直到十七岁那年他决定离开心爱的艾伦达尔镇，到海上去谋生活。七年后他回到故乡。那时，他已经在克欣桑结识了我妈妈。

他们搬进希索伊岛上一栋古老的房子，而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时间是1972年2月29日。当然，从某种角度来看，在佛洛兰发生的那档子事，我也是难辞其咎。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原罪”啦。

爸爸身为德国兵的私生子，有个很不快乐的童年，长大后又在海上谋了好几年的生活，难免沾染上喝酒的习惯，没事就喜欢喝个一两杯。但我发现，爸爸岂止是为了忘掉往事。事实上，只要两杯黄汤下肚，他就开始谈论起祖父和祖母，开始诉说起自己身为德国兵私生子的悲惨遭遇。说着说着，有时他不免悲从中来，放声大哭。

我发现，在酒精的刺激下他的回忆变得更加清晰，犹如泉涌。

在汉堡市郊高速公路上，再一次告诉我他生命中的际遇后，爸爸说：“然后你妈妈失踪了。你上托儿所，她找到第一份工作，当舞蹈老师。接着她改行充当模特儿，三天两头往奥斯陆跑一趟，有时还到斯德哥尔摩去。有一天，她忽然不回家了。她只留给我们父子一封信。信上说，她在国外找到一份工作，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人们说这种话时，往往表示他们只在外头待一两个星期就会回来，但你妈妈一去就是八年多……”这段话我已经听过多次，但这次爸爸特别添加几句：“我们家族总是有人失踪，有人消失不见。汉斯·汤玛士，我想那是家族的诅咒。”听爸爸提起“诅咒”，我感到不寒而栗。我坐在车子里思索这个问题，觉得爸爸的话未尝没有道理。

我们这对父子，一个失去父亲和妻子，一个失去祖父和母亲。

爸爸心中一定还有其他失去的亲人，只是没讲出来。祖母小时候，她父亲被一株倒下的树木压死。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中，她身边也没有一个呵护她、管教她的父亲。难怪，她后来会跟一个马上就要上战场送死的德国兵厮混，生下一个儿子，也难怪，这个儿子长大后娶一个婚后离家出走、跑去雅典寻找“自我”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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