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大傻瓜加斯东喜欢以他拘谨的方式送礼物——礼物就是额外的一点小意思，或被他拘谨地如此认为的东西。龙腾小说 Ltxsfb.com一天晚上他发现我的棋盒碎了，第二天早晨就和他的一个小伙子给我送来一个钢盒；盖上是非常精制的东方图案，可以上锁，万无一失。只一瞥便足以让我相信，那是某种廉价的钱盒，是在阿尔及尔或别的地方买的，买后便用途不明了。要装我笨头笨脑的棋子，它好象太大了，但我保留了它——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用了它。

我隐约感到自己正陷落在某种命数之网中，为了打破它，我决定——尽管洛面呈温色——在“栗树园”再过一夜；第二天早晨四点强行起来，我探明洛仍然在酩酊大睡(张着嘴，对我们仓促为她安排的这种奇异又不正常的生活表示烦燥的惊愕)，同时我查看了“钱盒”中装的宝贝仍然安然无恙，颇觉满意。那里面盛着一只袖珍自动手枪，用一条白色羊毛围巾舒舒服服地包着：口径零点三二，弹夹能容八发子弹，长度短于洛丽塔身高的九分之一，核桃木枪托，最外边涂一层蓝漆。

这是我从已故的哈罗德·黑兹那儿继承来的，还附带一份一九三八年的说明书，其中一段这么说：“特别适于家月，车用，及个人使用。”它就放在那儿，随时准备为一人或几人效劳，苛枪实弹，扳机正扣到保险位置，以免走火。我们必须记住，手枪不是弗洛伊德学说里原始父性前肢的象征。

我很高兴我拥有它——更高兴两年前就在我和夏洛特共游的镜湖周围那片松林里学会了使用它。我常与法洛在人迹罕至的林中漫游，他是个非凡的射手，用的就是他那支0.38射中了一只啾啾鸣唱的鸟，尽管我必须说，对此没有找回足够的证据——只有—点点虹色的羽毛。一位名叫克雷斯托夫斯基的退职警察，二十几岁曾开枪打死过两名逃犯，他也加入了我们行列，猎到了一只小啄木鸟——完全不是有这种鸟的季节，真是偶然。在这两位行家之间，我当然是个生手，老是什么都瞄不准，除了后来有一次我自己出来曾打伤过一只松鼠。“你就躺在这儿吧，”我小声对我轻盈灵巧的小密友说，而后为它干了一杯杜松子酒。

第18节

读者现在应该忘掉“栗树”和“柯尔特左轮手枪”，继续伴我们西行。以后的几天一直是暴雨滂沱——或许，仅有一次横穿全国的暴雨是我们无法摆脱掉的，就象我们无法摆脱侦探特拉普：因为正是在这阵日子里，“阿兹特克红色敞篷车”的问题向我暴露了，较之洛的情人事件更为重要。

奇怪！我会对路上碰到的每个男性都嫉妒——奇怪！我是怎样误解了恶运的意义啊，或许我是被洛在冬天时谦逊的行为弄得完全平静了下来，但无论如何，即使是一个大傻瓜，要假设另外一个亨伯特正带着木星的烟火贪婪地追踪着亨伯特和亨伯特的性感少女，跟着他们穿过辽阔又贫瘠的平原，也是愚蠢之至。我因而猜度到，一程又一程小心跟在我们后面，保持一定距离的那辆红亚克是由一名侦探操纵，此人是为某个好管闲事者所雇以监视亨伯特·亨伯特对他的小继女的所做所为。由于这是发生在雷鸣电闪之际，我出现了幻觉。

甚或比幻觉更严重。我不知道她或他，或二人往我的酒里放了些什么，有天夜里，我确信有人敲我们的房门，便葛地拉开门，看见了两个东西——一个是我，赤身裸体，另一个是在雨丝绵绵的暗夜中白光照出的一个男子，戴一副额骨突出的鬼脸面具，象是笑话里的一名丑怪侦探。他爆发一声低沉的怪笑，然后疾步窜掉了。我摇摇晃晃回到屋里，重又睡着，即使到今天我仍不能确定，这次拜访是否是药物激起的梦：我仔细研究过特拉普的幽默形式，这可能是较为可信的一个例证。噢，残酷又无情！我想象到，有些人正是靠制做这整流行的鬼怪和痴傻儿面具赚钱的。难道次日清晨我没看见两个在车厂厕所里乱翻乱搜的男孩儿就戴了一副“鄂骨突出”的面具吗？我怀疑。或许这一切都只是巧合——由于大气情况而产生的，我想。

作为一个感觉敏锐、但无完整、系统记忆的杀人犯，女士们先生们不能告诉你们，究竟是哪一天我第一次确定那辆红色敞篷车正在尾随我们。但我确实记得，我第一次一清二楚看见车子驾驶人的那一天。有天下午我正在倾盆大雨中缓缓前进，不住盯着我照后镜中那个摇来躲去的红色幽灵，后来大雨减弱，淅淅沥沥，再后来便风停雨歇了。瑟瑟声中，太阳也挤出云隙，洒向高速公路。我需要一副新太阳镜，就停在一家供应站。那时发生的事是疾病，是癌症，叫人无能为力，因此我只能略去这一事实：即我们不声不响的追随者，也改变了主意，停在我们后边不远的一家咖啡店或酒馆边，那儿有这么个蠢招牌，巴期特尔：骗人的地方。注意到满足了我汽车的需求，我又走进屋买了太阳镜，付了汽油费。

正在我签一张旅客支票，并疑惑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偶然从侧窗往外瞥了一眼，便看见了一幕可怕的景象。洛从车里探出身正急火火地对一个阔背、秃顶，穿一件灰黄色上衣和深褐色长裤的男士说着什么，还伸出一只手上上下下一通比划，只有她讲到严肃处想强调什么的时候，才这样举止。几欲将我击昏的是——我该怎么讲呢？——是她口若悬河的熟识样，好象他们早就彼此相知——唉，总有很多星期、很多星期了。我看见他挠脸，点点头，而后掉转身，又回到他的敞篷车上。这男人的肩阔胸厚，年龄与我相仿，酷象我父亲在瑞士的一位表亲古斯塔夫·特拉普——同样光滑，日光浴过的脸，比我的丰满，一小撇黑色八字胡，一张小口如衰败了的樱桃。等我回到车上，洛丽塔已在看一张公路地图。

“那男的问你什么，洛？”

“男的？噢，那个。噢，是的。噢，我不知道。他问我是否有地图。迷路了，我猜。”

我们继续赶路，我说：

“听着，洛。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疯了，我这会儿也不在乎了；但那个人一整天都跟在我们后头，他的车昨天也停在了汽车旅店，我想他必是警察。

你非常明白如果警察发现了这一切，我们的下场是什么。现在我要知道他究竟问你些什么，你又告诉了他什么。”

她笑起来。

“如果他真是警察，”她尖声地说，但并不合逻辑，“我们做的最糟的事莫过于告诉他我们害怕。别理他，爸。”“他问你我们去哪儿了吗？”

“噢，他知道。”(嘲弄我)。

“无论如何，”我说，投了降，“我已看见了他的脸。他不漂亮，他长得非常象我的一个亲戚，叫特拉普。”

“没准他就是特拉普。如果我是你——噢，看那，几个九一下子变成一千了。我小的时候，”她出人意料继续道：“我总想只要母亲同意把车倒开，它们就会停下来，再变回几个九字。”

我想，这还是她第一次自然谈起她在姓亨伯特之前的童年；或许，是演戏教会了她这套把戏；我们又静悄悄继续赶路，不再受人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