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

有一次，他讲完一段关于璃月建港初期商业法规的历史，书房外的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只有桌上一盏油灯豆大的光芒，将我们俩的影子长长地投在身后的书架上。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让我回去休息，而是沉默地为我续上了一杯已经有些凉了的茶。

茶水是琥珀色的，映着灯火，像他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瞳。

“周中，”他突然开口，打破了满室的寂静，“胡堂主，明年开春便要满十六岁了。”我端起茶杯，将那微苦的茶水一饮而尽，喉咙里传来一阵干涩的暖意。

我“嗯”了一声，表示在听。

十六岁，一个数字而已，我不明白他特意提起这个做什么。

他看着我，那双石珀般的眼睛里，似乎有某种比夜色更沉重的东西在缓缓流淌。

“我曾为此卜过一卦。”他用一种讲述既定事实的陈述语气说道，不带任何情绪起伏，“卦象显示，你若在她十六岁生辰之后，仍以‘债务人’的身份留在往生堂，你与她，你与往生堂，乃至与更广阔的某些事物之间的纠葛，其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糟糕？

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分量格外不同，像一块被投入深潭的巨石，但我的心湖却连一丝涟漪都未曾泛起。

码头上，张三的腿被滚落的货箱砸断，两天后就发了高烧，死了，这算糟糕。

李四赌钱输光了老婆本，夜里跳了海，这算糟糕。

钟离先生口中的糟糕，又是指什么？

是一场生意谈崩了，还是下一批棺材的木料会涨价？

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的世界很简单，干活，还钱。

至于那笔债什么时候能还清，是否能在她十六岁之前还清，都不是我能控制的。

我需要做的，只是日复一日地完成被交到手上的任务而已。

至于未来，那太遥远了，比无妄坡的秘境还要虚无缥缈，不值得我花费力气去思考。

“所以，”钟离先生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了回来，“在那之前，清偿你的债务，离开这里，去开创你自己的生计。这对你，对堂主，都好。”

我抬起头，迎上他那双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 ltxsbǎ@ＧＭＡＩＬ.cｏｍ?cｏm<

我没有在他脸上看到任何劝诫或担忧，只有一片如同岩石般的平静。

他只是在告诉我一个他所预见的结果，就像告诉我明天可能会下雨一样。

我放下茶杯，杯底与木质小几碰撞，发出一声轻响。

“明白了。”我说。

然后我站起身，活动了一下因久坐而有些僵硬的脖颈和肩膀。

我看向他，用最直接的方式结束了这个话题：“钟离先生，明天一早要送殡的那口花梨木棺材，是抬去北郊的墓地，还是南郊的？”

我转身离开书房，身后传来一声轻微却沉重的叹息。

我没有回头，但眼角的余光能瞥见钟离先生的身影，他依旧端坐在灯火下，像一尊不会被时间侵蚀的岩像。

他在叹什么气？

茶不好喝，还是嫌我太笨，教不会？

无所谓。

明天还要早起。

我的世界里，没有多余的空间去揣测别人的心思。

我只是踏着夜色，回到了我那间只有硬板床和潮湿气味的偏房。

十五岁的身体像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精力多得没处使。

躺在床上，肌肉还在微微跳动，渴望着白日里那种被重物压榨到极限的疲惫感。

我闭上眼，脑子里却不是钟离先生那些关于契约和法条的枯燥文字，而是南码头那些赤着上身的力工，他们汗津津的脸上，那种粗俗而直接的笑容。

他们会在卸货的间隙，用最露骨的言语谈论女人，谈论她们的腰、她们的腿，以及那些更隐秘的、能让男人忘掉一天疲惫的柔软之处。

我曾以为我懂了，那不过是像吃饭喝水一样的、一种身体的需求，一种本能。

可现在，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往生堂的工作依旧是我的全部。

我把力气使在那些沉重的棺木上，每一次抬举，每一次搬运，都能感受到筋骨被拉伸、肌肉被填满的实在感。

这让我安心。

只有在这种纯粹的劳作中，我才能把脑子里那些不受控制的、新生的念头给压下去。

但胡桃总会像一只无法预料的蝴蝶，毫无征兆地闯入我给自己划定的、只有汗水和木屑的领地。

有一次，我正在院中劈柴，她刚从外面回来，裙摆上还带着青草和湿润泥土的气息。

她没有直接回后堂，而是停在不远处，看我一斧子一斧子地将粗壮的木墩劈成两半。

她托着下巴，绯色的眼瞳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明亮。

“喂，木头，”她忽然开口，声音清脆，“你的力气是不是又变大了？这块铁木可是出了名的硬。”我没停下手中的动作，只是从喉咙里发出一声闷哼作为回应。

她却不依不挠，几步跳到我身边，伸出一根纤细的手指，戳了戳我因为用力而贲起的胳膊。

“硬邦邦的，跟石头一样。你说，要是把你放进棺材里，能不能直接把棺材板给撑破？”她的指尖带着一丝凉意，透过薄薄的粗布衣衫，那点触感像是一星火花，瞬间在我皮肤上点燃了一小片陌生的、酥麻的战栗。

她的手指好凉……不。

这木头还有节，下一斧要用更大的力气。

我猛地抡起斧头，用尽全力劈下，木屑四溅，巨大的撞击声掩盖了我陡然加重的心跳。

这样的瞬间越来越多。

她从我身边经过时，发梢无意间扫过我的手臂；她在饭桌上抱怨菜色太油，微微嘟起的嘴唇在灯火下泛着水润的光泽；她教训手下伙计时，叉着腰，胸口因为急促的呼吸而微微起伏。

这些画面像是无声的烙印，一个个烫在我的脑子里。

我开始无法控制地去注意她脖颈的纤细弧度，注意她说话时眼角那抹淡淡的红妆，注意她身上那股时有时无的、像是梅花混合着某种香料的独特气味。

码头力工们的荤话在我脑中变了味道，它们不再是空洞的词汇，而是开始和她那具纤瘦却充满活力的身体产生具体的、危险的联想。

我的身体在夜里会变得燥热，那股无处发泄的精力化作一种陌生的、令人烦躁的渴望。

这不对劲。

这是一种病，一种会让人变弱的病。

钟离先生说的糟糕的结果，是不是就是指这个？

我用加倍的劳作来惩罚自己，在深夜里一遍遍地举起院中的石锁，直到双臂酸痛到无法抬起，直到身体的疲惫彻底压倒脑海中的胡思乱想，才能换来片刻麻木的安宁。

我必须把这些东西压下去，用更深的麻木，更重的疲惫。

我是一个债务人，一块木头。

木头，是不该有这些多余的、会生根发芽的念头的。

、她的调戏来得毫无征兆，像夏日午后突然降临的雷雨。

有时是在我搬运棺材时，她会故意挡在我的去路上，双手叉腰，仰着那张带着狡黠笑意的小脸：“喂，木头，你说如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