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芹，三十八岁，初中部数学教研组组长。W)ww.ltx^sba.m｀eltx sba @g ma il.c o m

在外国语，提起黄老师，学生和同事的第一反应都是同一个字——冷。

她总是那副样子：黑框眼镜架在高挺的鼻梁上，头发盘得一丝不苟，深色包臀裙勾出腰臀的弧线，肉色丝袜裹着笔直的小腿，脚踩七厘米的细跟高跟鞋，走在走廊里“笃笃笃”地响。

她从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永远是黑、灰、深蓝，像一把收拢的伞，严丝合缝，不给人窥探的缝隙。

她上课从不笑，讲题干脆利落，粉笔字写得又快又硬，谁要是走神被她点到名，那双镜片后面的眼睛扫过来，能让人脊背发凉。

办公室里，男教师跟她搭话，她最多点个头，嘴角的弧度从未超过三毫米。

年轻的体育老师曾经开玩笑说“黄姐你笑一个呗”，她连眼皮都没抬，“把你们班体测不及格的名单发我”。

但没人知道的是——包臀裙底下，她穿的是丁字裤。

那根细细的布条嵌在臀缝里，每走一步都在提醒她某种隐秘的存在。

这是她唯一的、不为人知的放纵。

黄晓芹出身普通，父亲是乡镇中学的退休教师，母亲务农。

她靠自己考上师范，毕业后分配到这所学校，从普通教师一步步做到教研组长。

十五年了，她的履历干净得像一张白纸——没有绯闻，没有把柄，没有任何可以被人拿捏的东西。

她离过一次婚。前夫是银行职员，结婚三年，性格不合，和平分手。

之后她再没谈过。同事们猜测她是“心气高”，其实不是。

是没有人配得上她想要的那种……关系。

她自己也说不清那是什么。

只是偶尔深夜批完作业，关上台灯，黑暗里会有某种模糊的渴望浮上来——被注视，被围困，被剥夺所有的体面和从容，被迫在众人面前露出她从未展示过的样子。

然后她会猛地睁开眼，把这个念头按死。

第二天照常七点到校，照常板着脸走进教室，照常做那个无懈可击的黄老师。

教室的门被我推开，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声音清脆。

嗡嗡的说话声像被人拧了开关，瞬间灭了。四十六双眼睛齐刷刷转过来，又迅速低下去，翻书的翻书，坐正的坐正。

有个后排的男生动作慢了半拍，手里攥着的手机往抽屉里一塞，发出“咚”的一声闷响。

我没看他。

教案放在讲台上，翻开，粉笔拿起来，转身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第三单元。

“翻到第四十七页，”我说，声音不大，但教室里安静得连后排都听得清清楚楚，“从例题一开始默读，八分钟后我抽查。”

哗啦啦的翻书声响成一片。

我靠在讲台边，目光从第一排扫到最后一排。九月初的阳光从左边的窗户照进来，照在课桌上，也照在那些低着的脑袋上。

有几个男生的头发长了，刘海遮住眼睛，看不清表情。

前排的课代表坐得笔直，书翻到了正确的页码，嘴唇微微翕动，在认真默读。

第三排靠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周什么——眼睛盯着书本，但瞳孔没在动，明显在走神。

我没点他。早读课，犯不着。

讲台上站了一会儿，我弯腰去拿粉笔盒底下压着的班级日志。

弯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到包臀裙的布料在大腿后侧绷紧了一下，丝袜和裙子内衬之间有轻微的摩擦。

“操。”

后排第二组，一个男生的目光从书本上抬起来，停了不到一秒，又落回去。

他旁边那个用胳膊肘碰了碰他，两个人的肩膀同时抖了一下。

我直起身，翻开班级日志，面无表情地在上面写下日期。

“周逸飞。”

第三排靠窗那个男生猛地一抖，“到！”

“读。”

他站起来，书举到胸口的位置，磕磕巴巴地开始念例题。

声音发虚，明显刚才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坐下。”我在他念到第三行的时候打断了他，“课后把这一页抄三遍，明天交。”

“……是。”他缩着脖子坐下去，耳朵尖红了一片。

教室里更安静了。连翻书都变得小心翼翼，像是怕弄出声响。

我重新靠回讲台边，双臂交叉在胸前。这个姿势我做了十五年，自然得像呼吸一样。

手臂压在胸口，把衬衫领口收得更紧，什么都看不见。

但我知道他们在看。

16岁的男孩子，目光像是长了钩子。他们看我的方式跟看别的女老师不一样。

别的女老师穿运动鞋、宽松t恤，扎个马尾就来上课了。

而我——包臀裙，丝袜，高跟鞋，头发盘起来露出后颈。

我不是不知道。

但我从不会因为这个改变任何东西。

这是我的衣服，我的习惯，我的铠甲。

他们爱看就看，看完了该做题做题，该考试考试。

我的课堂上，没有人敢越雷池半步。

“时间到，”我看了眼手表，“第一排，从左到右，每人背一道例题的解题步骤。背不出来的，站到下课。”

第一排五个学生同时紧张地翻书，嘴唇动得飞快，试图在被点到之前多记几个字。

窗外的梧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阳光移了一寸，照在我的小腿上，丝袜表面泛出一层淡淡的光泽。

后排有个男生的目光又飘过来了。

我没抬头，但我知道。

我合上班级日志，目光落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

“周逸飞，下课来我办公室。”

声音不重，但教室里安静得这句话每个字都砸在地上似的。

周逸飞的脊背肉眼可见地僵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好的，黄老师。”

旁边几个男生偷偷交换了一个眼神。

前排的课代表低下头，假装在看书，耳朵却微微侧着。

我没再多说什么，拿起教案，转身走出教室。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办公室在三楼东头，推门进去，里面已经坐了两个人。

教物理的老张在泡茶，教英语的小李对着电脑打字。我走到自己的工位，把教案放下，拉开椅子坐好。

“晓芹，今天第一节就发火了？”老张端着茶杯，笑呵呵地搭话。

“没发火。”我打开抽屉拿红笔，“正常教学。”

“行行行，”老张识趣地缩回去，“你们班那帮小子确实该管管。”

我没接话，低头开始批昨天收上来的周测卷子。

红笔划过去，一个叉，两个叉，三个叉。字迹潦草得像鬼画符，计算过程跳了两步，答案倒是蒙对了。

我在旁边写了个“过程？”，翻到下一张。

八点整，下课铃响了。

走廊里瞬间热闹起来，脚步声、笑闹声、桌椅挪动的声音混成一团。

我继续批卷子，没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