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响起，夹杂着断续的抽泣，像针扎进我的胸口。

我轻轻敲门：“娜娜，侬还好吧？讲句话呀……”

没有回应，只有水声和她的哭声。

我想起了我和颖颖隔着浴室门的那个夜晚，我靠着门滑坐到地上，那时没拉回颖颖，现在又因为那些事伤害了娜娜。

两个小时过去了，水声还在响，娜娜没出来。我坐在地上，脑子里全是她的暴走，她的质问，她的痛苦，“我爱侬，可侬心里全是伊！”

深夜，浴室门终于开了。

娜娜走出来，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还穿着白天那条裙子，没换睡衣就直接上了床。

她蜷缩在最远的角落，和我隔着整张床的距离，和颖颖那天一模一样。

我轻声喊：“娜娜，阿拉能谈谈吧？”

她冰冷地打断：“勿要过来，勿要讲话。”

我只能远远地躺下，盯着天花板。真相真的会伤人，我不能再失去她。

接下来，每天上午，她并不叫上我便独自出门。

我只能远远跟着，她倒也不反对。

她在银座的精品店里买了一堆东西——香奈儿围巾、蒂芙尼手链、资生堂护肤品，有用的没用的全往购物袋里塞，刷卡时眼都不眨。

她不跟我说话，我也不敢靠近，只能默默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跟在她身后。

晚餐时，她挑了银座一家日料店，独自点了餐，一个人低头吃。

我想坐到她对面，她头也不抬，只冷冷一句：“勿要过来。”我只能坐在隔壁桌子，跟服务员比划着点了一份天妇罗，筷子怎么也夹不稳。

回到酒店，我把购物袋整整齐齐地码在房间一角，她看都不看一眼。

每天下午，在咨询室里，李医生用柔和的声音，引导我们剥开伤口，却也让裂痕更刺眼。

我只能从我的视角，爱着这个敢爱敢恨的女人，求她在普吉岛的阴影和我的坦白的冲击下，重新找回对我的爱。

娜娜的眼神从冷漠到挣扎，在浓雾中渐渐透出微弱的光。

娜娜刚开始几乎不开口，眼神躲着我，偶尔低语：“我怕你看我就像看她，要我也那么‘精彩’。”语气里充满憎恶，认为我和颖颖都疯了，怪颖颖怎么能让自己堕落到如此地步，也怪我的怂恿和纵容。

我急切地表白：“娜娜，过去的那些都是我的错，我现在只爱你。”换来的只有沉默，她回到酒店仍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很久，穿着衣服蜷在床最远一角。

接下来的几天，上午她还是出门，秋叶原，表参道，六本木，涉谷，都转遍了，让我拎着袋子远远地跟着。

买来的东西逐渐在房间里堆成了小山，她却一点也不管。

在咨询师那里，她的情绪像潮汐起伏不定，有一次，她突然问：“她在那种地方里开心吗？我知道sm，但她那样……真有快感？”她的脸微红，像是羞于自己的好奇。

我愣住，隐约感到她对颖颖的“性感释放”有种复杂的情绪——排斥又羡慕。

李医生轻声说：“好奇很正常，但你的恐惧更重要。”我连忙解释：“娜娜，那不是我要的生活，我爱你。”她冷笑道：“我不信。”

那晚，她没锁浴室，但仍离我远远的。

又一次，她愤怒地质问：“你让她那么‘精彩’，她为什么不喊‘红’？你们怎么都失控了？”

“我错了，没拉住她。”我提到安全词，试图解释颖颖的主动，可她更同情颖颖，觉得她是被我推向深渊。

那晚，她允许我并肩走回酒店，却拒绝牵手。

后来，她叹息：“我比不过白天鹅，她那样你都放不下。”我握住她的手，她没抽回，只是说：“我需要时间。”

李医生让我们给彼此写信，娜娜的信刺痛了我：“我怕你又想要那样的刺激。”我回信给她：“我要的是我们的未来。”

那晚，她允许我靠得近一些，但仍保持距离，怕靠得太近会再次受伤。

最后一天，她的眼神柔和了些，却仍颤抖着质问道：“你也要我那样吗？像她那样被别人……，让你看着兴奋？”

“不，娜娜，我只想你做自己，我恨过去的我。”

她泪眼蒙眬地说：“我可以试着信你，但别让我觉得自己是替身。”她终于让我轻拥她，但戒备之心如影随形。

李医生鼓励我们继续沟通，建议回国维持咨询。

这五天，咨询室水杯轻响、信纸沙沙声、窗外樱花残瓣的柔美，都掩不住娜娜的挣扎。

她的好奇、愤怒、自卑与恐惧是那么的强烈。

我知道，她在试着原谅我，但那些事仍是我们之间的裂痕。

又过了两天，银座“月光咖啡馆”，昏黄的灯光洒在复古木屋的墙上，墙上挂着一排黑白照片，空气中弥散着咖啡的酸涩香味道。

娜娜坐在我旁边，穿着米色毛衣，气质沉静，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她通过田中先生的人脉联系上一个早稻田校友，得知陈昊的导师山本教授常在这家咖啡馆和学生聚会。

她用流利的日语给咖啡馆老板打了电话，谎称是山本的学生，硬是套出了今天下午的见面时间。

我看着她冷静处理这一切，心里充满感激，她没有离开，还在继续帮助我。

咖啡馆门口铃铛轻响，一位七十多岁老人走了进来。

那就是山本教授，和网上的照片一样。

他刚在角落的桌子坐下，娜娜便立刻起身凑过去，很得体地微笑着用日语和他寒暄。

我局促地跟在她身后，坐到教授对面，深吸一口气，说：“山本教授，恕我冒昧。我是陈昊患者的家属，他是您的学生，我想了解您的看法。”说着我从包里掏出颖颖的那些日记和她在普吉岛的策划方案，都是娜娜帮我翻译成日文，递了过去。

山本教授接过文件，皱眉翻看，沉默了好一会儿，把文件推回来，说：“实在抱歉，我不能评价其他医生的临床行为，对不起。”

我心一沉，正想再争取，娜娜却笑着用日语接话，语气如同拉家常。

山本的神情松动了点，他叹了口气，开始回忆：“陈昊可是个好学生，那时候阳光上进，对心理研究很热情，论文写得很出色。他在我这里读博士的时候，娶了我的另一个学生，也是中国人，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他迟疑了一会儿，又说：“不过，陈昊毕业回国后，就再也没有来过日本。”

娜娜轻轻握住我的手，又问了些什么，我完全听不懂。很显然，这是条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