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翼柯在东京重新开始生活，从一家livehouse的地下室开始。邮箱 LīxSB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发布邮箱 ltxsbǎ@ＧＭＡＩＬ．.ｃōｍ

地下室不是他以前在上海那种有隔音棉、有喷漆铁门、有歪扭骷髅头鼓面的地下室。

那有窄的、闷的、堆满了酒箱和废弃音响的过道，他每天傍晚从租住的公寓出发，骑一辆从二手市场买来的破自行车，穿过涩谷十字路口的人潮，拐进一条挂满了居酒屋灯笼的小巷，在后门把车锁好，推开那扇贴着无数乐队贴纸的铁门。

他的工作是帮演出乐队调音、搬设备、在散场后把地上的啤酒罐和烟头扫干净。

偶尔缺贝斯手的时候他会顶上去，弹一整晚，演出结束了领一沓不厚的日元，在便利店买两个饭团和一瓶矿泉水，骑车回家。

他没有再组乐队。那把从上海带来的吉他收在琴盒里，塞在床底。琴弦上上次换完以后就没有再换过，琴身上开始落一层薄薄的灰。

他不是不想弹——有时候凌晨两三点，他从睡梦中醒过来，会本能地伸手去够床底的琴盒，手指已经摸到搭扣了，然后他会停住。

在黑暗里坐一会儿，把手收回来，翻个身继续睡。

那些没有名字的曲子还留在五线谱上，没有录，没有弹，没有唱给任何人听。

它们在琴盒里和他一样，被时间和距离封存了起来。

戒毒的事，反反复复。

再次戒断是在他来日本半年后——他妈妈在东京郊外找到了一家专门治疗药物依赖的诊所，环境很好，窗外能看到一小片竹林。

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每天早上起来吃药、做检查、接受心理咨询，下午在活动室里对着窗户发呆。

出院的时候主治医生跟他说，生理依赖已经基本清除了，但心理依赖可能会伴随他很长一段时间，也许会反复。

他点了点头，把医嘱折好放进口袋。

他确实反复过。

在livehouse的工作环境里，接触到那些东西太容易了——乐队巡演结束后总有人在后台分发一些“提神”的东西，他推过很多次，推到最后对方都不好意思再给他了。

但有一个深夜，他一个人搬完设备回到空无一人的地下室，腰疼得直不起来，手指关节被音箱边角割了一道口子，血干了以后和灰尘凝在一起。最新?╒地★)址╗ Ltxsｄz.€ǒm

他看着自己手指上那道伤口，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了地下室的排练，想起了天台上的火烧云，想起了砂锅米线店里沸腾的白汽，想起了金吉被按在地上时红得快要滴血的眼睛，想起了陶叶从出租车后窗里回头看他时那个被霓虹灯照得五颜六色的侧脸。更多精彩

然后他拿起手机，翻到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号码。

那个号码是他在上海城东酒吧里认识的花衬衫男人给他的，他到东京以后一直存在通讯录里，没有删。

他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屏幕按灭，站起来去便利店买了一包最普通的七星烟，坐在路边抽了一整包。

那是他来日本以后离复吸最近的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想碰那些东西。

天亮以后他把那个号码从通讯录里删了。

除了那次陶叶和美玲姐见面意外遇见他以外，他还见过陶叶最后一次。

是在银座的街头，他来帮一个朋友开的中华料理店送外卖。

那天傍晚的夕阳很好，把整条街染成了浅金色，和上海天台上那种橘红色的火烧云不一样——更淡，更薄，像一层被水稀释过的蜂蜜。

他骑着自行车等红灯的时候，看到对面人行道上走着一对夫妻。LтｘＳba @ ｇmail.ㄈòМ 获取

女人穿着米色的风衣，头发盘起来，手里拎着一个纸袋，纸袋上印着一家百货公司的logo。

男人走在她旁边，比她高半个头，戴着一副银框眼镜，穿着深灰色的西装，领带是暗红色的，头发梳得很整齐。

他低头跟女人说了句什么，女人微微侧过头去听，听完笑了。

她的笑容很得体，嘴角的弧度恰到好处，不像在地下街砂锅米线店里被金吉的虎牙逗笑的、毫无保留的笑，这是一种更成熟的、更稳重的、属于一个成年女人的笑。

那是陶叶。

叶翼柯的脚撑在人行道上，自行车停在路口，身后等红灯的汽车按了一声喇叭。地址wwW.4v4v4v.us

他没有动。

他看着陶叶和她的丈夫从他面前不到三米的地方走过去，那个男人手里还拎着另一个纸袋，上面印着婴儿用品店的logo。

他们没有看到他。

他穿着一件洗得有点褪色的灰色工作服，胸口印着那家中华料理店的名字，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帽檐压得很低。

他和东京街头任何一个送外卖的中国人没有区别。

红灯变绿了。他身后那辆汽车又按了一声喇叭。他回过神来，脚下用力一蹬，自行车拐进了旁边的岔路。他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他回到公寓，从床底把吉他盒拉出来。

盒子上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灰，他用袖子擦了擦，然后打开搭扣，把吉他拿出来抱在怀里，对着窗外涩谷的夜空。

他没有弹任何曲子，只是坐在那里，手指放在琴弦上，没有按下任何品格。

霓虹灯光从推拉门的磨砂玻璃外面透进来，在他脸上流转——蓝色，红色，绿色。

那把吉他的琴颈上有一道很细的裂纹，是第一次从上海带到东京时被托运摔的，他一直没修。

他又开始买洛丽塔裙子。

以前在上海，他每买一条裙子都觉得自己在靠近她一步，那条浅蓝色绣小雏菊的他送给她了，后来陆续买的粉的蓝的白的黑的都封在纸箱里，从来没有送出去过。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他买裙子不是为了送，是为了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理由。也许是为了证明他还记得，也许是为了完成某种仪式，也许只是习惯了。

他跑遍了原宿和表参道所有的洛丽塔店铺，每次发工资以后留下房租和饭钱，剩下的全部换成了裙子。

他没有像以前那样把它们封在纸箱里，而是把每条裙子都用衣架挂起来，整齐地挂在衣柜里，和上海公寓角落那个封得严严实实的纸箱形成了某种无声的对照。

但他始终没有去邮局。

每条裙子的收件人地址他都能默写出来——地下街那个地址，她家服装店的地址，哪怕他知道她已经不住在那里了。<>http://www.LtxsdZ.cｏｍ<>

但他没有寄出过一次。

因为他不知道寄到了以后，签收的人是谁。

是一个已经搬走了的女孩，还是一个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

他不知道的是，陶叶在日本的时候也去过那家原宿的洛丽塔店。

他们在不同年份的同一个季节，站在同一个橱窗前，看着同一条奶白色的裙子。

橱窗的玻璃映出她的影子——米色风衣，低马尾，平底鞋，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穿着粉色洛丽塔、手里拎着两颗白菜挡在打架人群面前的女孩了。

她在橱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