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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有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车铃铛叮铃铃地响了一声。

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头上有几个牙印，是她刚才捂着嘴不让自己叫出声的时候咬的。她看着那几个牙印，忽然开口了。

“两百五。”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算账，“分老板娘二十块钱人头费，还能剩两百三。”

她顿了一下，手指攥着行李袋的拉链，攥得很紧，指甲缝里还残留着刚才捋票子时抠下来的票子碎屑。

“疼一阵子。”她说，“忍忍就过去了。”

她跟自己说这话的时候没有哭。

她从来不哭。

她爹病的时候她没哭，她娘把她送到镇上来的时候她也没哭。

哭有什么用？

哭给谁看？

旅馆的墙不关心她哭不哭，老板娘也不关心她哭不哭，刚才趴在她身上的那个拄拐杖的老头更不关心她哭不哭。

她站起来，走到墙角的脸盆架旁边，往盆里倒了点热水，兑上凉水，拧了条毛巾。

她把毛巾敷在脸上，热气渗进皮肤里，顺着毛孔往脑门里钻。

她捂了一会儿，然后把毛巾拿下来，开始擦身子。

毛巾擦过胸口的时候她低头看了一眼——锁骨下面有两块红印子，是被那个老东西啃的。

她使劲擦了擦，皮肤被搓红了，但红印子还在，估计要两三天才能消。

她把毛巾扔进盆里，水花溅出来洒在地上。

她穿好衣裳，把头发重新梳了梳，拿皮筋扎了个马尾。

然后她走到窗户边上，拉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了一眼。

太阳已经偏西了，街对面的副食品商店已经亮起了灯，那条黄狗还蹲在门口，不过换了个姿势，把脑袋搁在爪子上睡觉。

巷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人，只有一辆三轮车停在墙角，车斗里堆着几个空纸箱，被风吹得哗哗响。

她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窗帘拉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