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阴蒂环，屁眼蛇，排泄管理便器，特制内裤，特制座椅，自动手铐脚铐，各类型号的体罚台和体罚仪，自动施罚ai，辅助体罚ai，胸部管理装置，自动变形口塞口罩，自动变伏电极贴片，智能三角木马，针对不同创伤的恢复药剂，甚至完全不会造成创伤的超梦体罚……无数种类繁多的配套设施，这是整个世界所有顶尖科研团队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成就。
最重要的是，第六代学生棒与ai管控系统相连，能自动收集学生们的身体数据，新生棒看似没有动作，只是插在那里，但它已经开始暗中收集每个孩子的数据，自动分析她们的心理。
当学生棒替代新生棒，学生棒的ai会依靠新生棒的ai收集的数据，制定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变形，插入，扩张，震动，膨胀，旋转，抽插，放电，灌肠，禁止排泄，上锁，分泌惩罚性液体，调节自身温度，多段独立运作……每个女生都能根据自己被暗中收集的数据，接受最接近她们极限的强度。
保证让孩子们始终濒临那道临界线，但永远不会跨过去，她们会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从弱到强，从脆弱到坚韧，从迷茫到坚定，那道临界线会越来越往后，当她们恢复自由远离那道线之后，她们生病的可能性会极低。
那个病叫什么来着？对，赛博精神病。
退休仪式办得很简单。
学校想搞个大礼堂的欢送会，被我拒绝了。
最后只是在琢玉楼七楼的工作室开了个茶话会，很多孩子们都回来了。
小薇已经是省教育厅的副处长，小茹成为了画家，萌萌在工厂里操作仿生人，她说以后没有工人只有领班了，小迪在国外读博，专门研究教育惩戒的心理学机制，她说她的导师听到我们学校的制度时下巴差点掉了，现在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持续性体罚装置对青少年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研究》。
我说这题目太长，一眼看过去不知道在写什么，她说这就叫学术规范化。
那天我们聊到很晚。
聊到三十多年前那根木头棒子，聊到那些汗水、泪水和括约肌撕裂出血的第一批受试者，聊到今天全球数百所学校里正在佩戴学生棒的数以百万计的女孩子。
离开的时候大家站在门口，看着工作室墙上那幅人体解剖图和密密麻麻标注着插入角度的参数卡，沉默了很久。
“老师，你这一辈子做的事，可能要再过一百年才能被完全理解。”
退休之后我没有离开学校。
学校给我保留了七楼的这间工作室，我不用再教课，专心做研究。
退休这七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编写《学生棒管理制度史》，从2020年那根木头原型机写起，一直写到最新一代的全自动ai惩戒平台。
预计完稿的时候应该有五十万字。
第二件是开发家用款体罚设备。
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在高中阶段接受最高强度的管理，但很多成年人，尤其是从琢玉楼走出去的毕业生，她们在离开学校之后反而怀念那种被规则包裹的安全感。
市面上做的那些成人用具太轻了，跟当年教具的体验完全脱节。
我花了几年时间和医疗科技合作，设计出了一批能在家里安全使用的轻量级体罚棒和配套穿戴设备，保留了惩罚的核心体感，同时确保不会被滥用或造成伤害。
第三件事，也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我在研究疼痛与记忆的关系。
三十多年的实验数据表明，人在持续低强度疼痛状态下形成的记忆比在舒适状态下更牢固。
那些在高一最痛苦的期末考试中一边哭一边答题的学生，后来回忆起当时的考题，准确率反而比平时测验更高。
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是神经科学的边界。
如果有一天这个发现能被应用到阿尔茨海默症的治疗中，那我这辈子才算真的值了。
最近我常常站在七楼的窗户前，看着操场上的学生做操，看着她们穿着白丝和短裙排成整齐的行列，动作干净利落，脊背挺拔。
现在的孩子们比我那时候的学生更适应这套制度，恐惧还在，但恐惧之外多了一层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大概是一种坦然的、甚至略带骄傲的接受。
我见过很多毕业生的留言，她们用的词不是“被惩罚了”，而是“撑过来了”“完成了”“我赢了”
（打个补丁，未来社会上网分级非常森严，未成年人绝对看不到相关信息，只能口说笔传地模糊了解，所以女主只是听说学生棒，但不知道具体怎么运作）
“撑过来了”。
当这个词取代了“被惩罚了”，制度的真正意义才浮现出来：它不是施虐，不是受罚，而是在清醒的、自主的状态下走完一段极度艰难的路，然后用那种被撑开过、撕裂过、愈合过的身体，去面对剩下的整个漫长人生。
2058年 尾声
前天有一个高一新生来我这里取东西，站在门口，看着我书架上的木头棒子问：“这个东西真的有人用过吗？”
我说有。不止用过，它改变了这所学校，也改变了教育的方式。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希望她永远不会用到第二代原型机。
但我同时也希望她懂得，在这所学校里，在所有这些被塞进体内的学生棒中间，在这条从自己身体内部穿越而过的漫长隧道尽头——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你能承受的，远比你想象的更多。
那个声音不是别人。
是三十八年前的自己，正趴在工具间外那张旧长桌上，在还没擦干净的木屑与硅胶碎料之间，写下第一页除了她再无人能读懂的实验日志。
2020年秋
琢玉中学 生物教研组。
刘敏如，二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