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永远对着电脑，汤是速食的，热一热就行。没人给他夹菜，也没人说他一夜之间长大了。他这条命，第一世是借来的学问，第二世——他原先以为，第二世是给他下场搏命用的。可这一顿饭吃下来，他忽然明白，第二世还有另一样东西：这张桌子，这个滴水修好了的水龙头，这盆窗台上的迷迭香。

“妈，”他放下筷子，“这学期我课改了，周末没那么忙。以后礼拜天，我都回来吃饭。”

“真的？”伊丽莎白先是一喜，又狐疑，“你从前可是说，礼拜天要在图书馆占座的。”

“座占得到，饭也吃得上。”他说，“两不耽误。”

“那敢情好。”母亲笑起来，眼角的纹路都舒展开，“下礼拜我买条鱼。你爸总说我清蒸鱼火候过了，你回来给妈评评理。”

陈柏年哼了一声，没反驳，低头喝汤，嘴角却是松着的。

那天晚上，陈君衡没回宿舍，就睡在家里自己从小睡到大的那张单人床上。床有点短，脚能伸到床尾的栏杆。他躺在黑里，听着楼下偶尔过车的声，心里把白天的账又过了一遍：600 美元在银市里，父亲那儿迈出了一步，怀特那儿记下了名，母亲这儿——他多许了一个礼拜天。

都是小事。可大势就是由小事垫起来的，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

再过几天，丹尼非拉着陈君衡去一趟布朗克斯。

“带你开开眼。”丹尼在地铁上说，“你现在满脑子白银白银的，我带你看看，老百姓的钱都在往哪儿流。”

他寒假打工的那家录像带店开在一条商业街上，店面不大，招牌是手写的。推门进去，陈君衡先愣了一下：店里排着队。

柜台前头排了七八个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穿工装的大汉，有两个小青年为一盘带子争得面红耳赤。货架上的带子按片名首字母排着，热门的那几格空了大半，贴着小纸条：已租出，周四回。店主罗莎是个嗓门很大的女人，一边收钱一边登记，一边还要应付客人的抱怨，忙得脚不沾地。

“罗莎！”丹尼喊了一声，“我带个朋友来看看！”

“丹尼！你个没良心的，放完假就跑——”罗莎抬起头，又被客人拽回去说话，只来得及朝这边挥了挥手，“自己看，别挡道！”

他在店里慢慢走了一圈。租一盘带子，一晚上几美元，押金另算。客人们租得最多的是动作片和功夫片——李小龙的旧片，那一格空得最干净，只剩一个空盒子摆在那儿。有个客人正跟罗莎磨：“功夫带子呢？上礼拜你说这礼拜到货。”

“我有什么办法！”罗莎把登记本一摔，嗓门又高了八度，“批发商那儿就没货！东方片子，人人都想要，批发商坐地起价，上回报价比上上回又涨了。我进价贵，租价就得涨，租价涨了，你们又骂我黑心。这一行，钱都让中间倒手的挣了！”

他站在货架边上，把这句话在心里掂了又掂。

钱都让中间倒手的挣了。倒手的人挣钱，靠的是他知道货在哪儿、别人不知道，或者别人够不着。香港的片子，美国人爱看，出租店缺货，批发商涨价——这条链子，他太熟了。上一辈子，他把八十年代初录像带产业的兴起写过整整一节：出租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谁手里有便宜的货源，谁就能喂饱一条街的店。这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这就是摆在眼前的账。

问题只有一个：货从哪儿来，价钱怎么算。

回程的地铁上，丹尼还在回味：“看见没，一盘带子一晚上租 3.5 美元，一盘带子一个月能租十来回。这店，一年光租金流水——”

“丹尼，”陈君衡打断他，“你打工的时候，听没听罗莎说过，她进一盘带子，多少钱？”

“功夫带子？”丹尼想了想，“二十多吧。批发商给她的价，二十二，二十三那样。她还嫌贵，说头两年才十五。”

“二十二三。”陈君衡点点头，望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站台灯。

他心里已经有了一笔账的雏形，只差最后一块：这一盘带子，在香港出厂，加上运费、关税，落到纽约的仓里，到底是多少钱。这个数，纽约的批发商不会告诉他，罗莎不会知道，可有一个人知道——不，有一条渠道知道。那条渠道在他父亲的商行里走了二十年了，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纽约。

回到宿舍，他把当天的数都记进账本。账本上如今有两页最要紧：一页是白银，600 美元压在 35 美元上下的价位，浮盈的数字他每天晚上更新，写得工工整整；另一页是带子，5 美元的成本，22、 美元的进货价，中间 17、18 美元的差价，后头跟着一串要核实的事：版权，样品，清关，头一家店。他在两页中间夹了那张写着“东桥”的纸。

丹尼洗漱回来，瞥了一眼：“你这两页，一页是天上飞的，一页是地上爬的。你心里到底向着哪一页？”

“天上飞的，是过路财，来得快，去得也快，吃一口就得走。”陈君衡把账本合上，“地上爬的，是坐地户，慢是慢，可它扎根。过路财挣的是胆子钱，坐地户挣的是长久钱。我先拿胆子钱，换坐地户的本钱。”

“说得跟武侠小说似的。”丹尼把牙刷往杯里一插，“不过我听懂了。你的意思是，银子是你的马，带子是你的地。”

“差不多。”陈君衡笑了，“马跑得再快，也得有块地拴。”

“去干吗？又买银币？”

“去算一笔账。”

梁伯的店在唐人街一条窄街上，卖杂货，也替人捎带东西。

店面比陈家商行还小，货架挤得只容一个人侧身过。梁伯六十多了，背有点驼，常年戴一副老花镜，镜腿上缠着胶布。他跟陈家是老交情：陈柏年初到纽约那几年，账目上一时周转不开，都是梁伯给过的桥——过桥钱，短借，按天算息，唐人街的老规矩，靠的是一张脸和一本账。所以陈家的底细，梁伯知道大半；陈君衡小时候，没少在这家店的柜台边上写作业。

“梁伯。”

“君衡？”梁伯从老花镜上头看他，“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阿爸前两天还跟我念叨，说你这学期住校，周末也不回家。怎么，缺钱花了？缺钱花跟梁伯说，别学人借印子钱。”

“不缺钱。”陈君衡笑了笑，在柜台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梁伯，我来跟您打听一笔账。香港那边的录像带，您熟不熟？”

“录像带？”梁伯把手里正在包的咸鱼干放下，“你问这个做什么。你一个大学生——”他忽然顿住，眯起眼睛，“哦。你阿爸那个人，前天来我这儿喝茶，说你如今不一样了，出的主意一套一套的。原来根子在这儿。说吧，想打听什么账。”

“香港的电影带子，”陈君衡说，“在香港本地出厂，一盘多少钱？要是整批运到纽约，进仓，落到手里，一盘是多少钱？”

梁伯没有马上答。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本卷了边的账本，又摸出一封信——信封上是香港的邮票，邮戳新着。陈君衡瞥见落款处三个字：麦永昌。那是父亲在香港的老关系，商行香港那一头的接应人。他没多看，把目光收回来。

“你麦叔前几天刚来的信。”梁伯拍了拍信封，没拆给他看，“香港那头的事，问他最清楚。不过大概的数，我心里有本账。”他拨了两下算盘，“带子在香港不值钱。厂子多，压价压得厉害，批出去，一盘折美元也就 2、3 美元。运呢——走海运，整柜走，分摊到一盘上头，有 1 美元多。关税、码头、仓储，再摊 1 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