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小块，但她脸上的表情不是屈辱，不是羞耻，是一种比这些都更深的什么——是那种把什么都豁出去了之后反而踏实了的平静。

“月娥，老王的事，我不问了。我今天来就是来给你送私章的。”他把门拉开一条缝，侧着身子挤出去，脚步声渐渐远了。

孙月娥在炕上躺了一会儿，然后坐起来，走到脸盆架旁边倒了热水兑上凉水，拧了条毛巾把脸上的精液一点一点擦干净。

她把毛巾扔回盆里，水面上浮起一层淡白色的絮状物，她低头看着那盆水看了好一阵子。

然后她走到堂屋正中，站在王德贵的遗像前，抬头看着镜框里那张十年前的脸。

那张脸上挂着笑，一种当了一辈子村长、占了一辈子便宜的人才会有的笑。

她端起遗像前面的香炉，把香灰倒进垃圾桶里，拿抹布把供桌擦了一遍。

王德贵头七刚过没几天，孙月娥的儿子就又回来了。

王国卫今年二十六，在县化肥厂当车间工人，媳妇在县里的小学当民办教师，生了个儿子刚满一岁，这次回来，一进门看见他爹的遗像挂在堂屋正中，香炉撤了，供桌上空空荡荡的，他妈正坐在椅子上搓麻绳，手里搓得吱吱响，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他站了好一会儿，说：“妈，收拾收拾，跟我去县里住一阵子。帮我们看看孩子，也散散心。”孙月娥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低下头继续搓麻绳。

麻绳在她手里转得飞快，麻线勒得手指头发红，但她好像感觉不到疼。

她又搓了几下，把麻绳搁在供桌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麻屑。“行。我去换身衣裳。”

其实她心里清楚，儿子来接她，不光是让她散心。

村里人嘴碎，王德贵死了以后，关于他的闲话传得比风吹得还快。

有人说他贪了多少公款，有人说他搞了多少女人，有人说得更难听——说他连杀猪匠的女人都不放过，挨了一顿竹竿，丢了一万块钱，窝囊死的。

这些话多少也飘到了王国卫耳朵里，他不全信，但也不全不信。

他这次回来，除了接他妈去县里，还有一层没说出口的意思：让他妈离这个是非窝远点，也让他死去的爹留点体面。

而且还有老张。

自打上回老张借着送私章的事来家里折腾了一回，这老头就跟苍蝇见了蜜似的，三天两头往她门口转。

前天在巷子里碰见，他压低声音说“月娥，啥时候有空我再去找你”，她没吭声，低着头走过去了。

她不怕老张，但她烦。

一个王德贵倒下去，另一个王德贵又想站起来，她不想再跟这种男人有任何瓜葛。

去县里，正好。

她换了一件素净的灰布褂子，头发重新盘了盘，花白的碎发用夹子别在耳后，又从衣柜里拿出那个铁盒子——王德贵攒了一辈子的家底都在里头，还有她自己的存折。

她把铁盒子揣进包袱里，又收拾了几件换洗衣裳，把家里的门窗都锁好了，钥匙交给隔壁赵婶，说去县里住一阵子，家里的鸡和猪麻烦帮着喂一下，赵婶满口答应。

马车等在巷子口，王国卫是开着厂里同事的三轮摩托车回来的，车斗里搁着一箱化肥和一兜橘子。

他把她的包袱接过来搁在车斗里，扶着她坐上去。

孙月娥坐在车斗里，手撑着车板，看着自家院门在视线里慢慢变小。

那两间砖瓦房，红砖裸露着，门框上的油漆早已斑驳。

她在那个门里过了大半辈子，挨过打，挨过骂，忍过气，吞过声，后来遇见了赵大柱——那个瘸腿的杀猪匠把她按在旅馆床上问她疼不疼，那是她这辈子第一次被人当成一个女人，不是一个老妈子，不是村长老婆，不是谁家的附庸。

而现在，这门在她背后关上了，里头没有王德贵，也没有赵大柱，只有堂屋正中那张灰布中山装的遗像。

她没有回头。

三轮摩托车突突突地驶过村道，扬起一阵黄尘。村口那棵老槐树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了天边一个小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