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柜最底层抱出一摞账册，一页一页翻给他看。

“二月那批带子的款，走的是这张汇票，三月九号，香港那边签收的回单在这儿，钉在账页上。”周伯的手指顺着那行字划过去，“旧账？商行跟分号之间，最后一笔往来款是去年腊月结的，干净得很。分号电传里说的‘旧账’，账上找不出来。”

“找不出来，就是没有。”陈柏年坐在办公桌后头，手里转着一支笔，声音有点疲，“他要的不是账。君衡，你二月里直接给永昌拍电传问片目，又直接报了价——永昌是分号的人。你绕开他，事办成了，他在片商跟前就矮了一头。这个人，十六岁进商行，从码头跟到我身边，最看重的就是这张脸。”

“爸，我那封电传，是因为他压了我的信四天没回。”陈君衡说，“星光这一单误了期，赔的是真金白银。他的脸，不能拿我的合同垫。”

“你的话在理。”陈柏年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看着儿子，半晌，叹了口气，“理在你这儿，可线在他那儿。这样吧，我今晚再给他去个电话，就说一句：总号的话，他听不听。你等消息。”

等了一天，等来的是第二封电传。措辞更客气了，意思更硬：旧账须先清，排产顺延，至少三周。

三周。星光的头一批货，十天就要上柜。

陈君衡没再等父亲转话。当天夜里，他守着梁伯店里的电话，按商行的通讯簿，把越洋电话直接打到了香港分号。接电话的正是那位经理，听筒里先是一阵纸响，随后是一口不紧不慢的粤腔普通话。

“衡少啊，这么晚。”对方笑了笑，笑意没到话里，“总号的电传你都收到了吧？规矩就是这样，片商涨价，我替公司守门，也是没办法。”

“经理，我叫陈君衡。”他把声音放平，“咱们谈公事。旧账，东桥跟分号之间，没有旧账——二月那批货的款，三月已经结清了，汇款单在您桌上。您说的旧账，是哪一笔？”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账嘛，总要对的。对清楚了，货自然走。”

“排期呢？星光的合同在我这儿，误一天，我赔一天的钱。您给我一个准日子。”

“年轻人，船期这种事，哪有准的。”对方慢悠悠地说，“你父亲当年，也是等过船的。做生意，先学等。”

这句话说完，陈君衡把要说的话全咽回去了。他在心里把这一整通电话从头到尾记了一遍，客客气气地道了晚安，挂了。

“他这是摆明了。”丹尼在旁边听了个尾巴，气得直转圈，“他就是卡你！卡到你去求他！”

“求是要去求的，不是现在，也不是求他。”陈君衡把出货单摊在柜台上，拿笔重新排，“先把眼前这关拆开过。星光二十五家，头一批不必一天铺满——合同写的是十天内送到头一批，头一批是多少，咱们有腾挪。”

“先送多少？”丹尼问。

“仓里现有的货加上邮购压着的库存，先凑十二家店的量，挑离得近的、动作片走得快的十二家，三天内送到。”

“剩下十三家呢？”丹尼问。

“剩下的十三家，我亲自打电话跟凯恩交底：货在海上，分两批到，第二批晚五天，补货条款照旧算数。”

“凯恩能答应？那老头儿精得跟什么似的。”

“他精，才答应。瞒着他，等店里催货催到头上，那才叫砸了。先说清，他有得选——数据还得靠头十二家跑出来给他看。”他把笔放下，“再说，我也不能把宝全押在他答应上。香港那边，还得有第二条路。这事我去找梁伯，你别管了。”

那天傍晚，陈君衡在梁伯店里坐了很久。梁伯也不问，自顾自地算账，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等店里最后一个客人走了，梁伯把账本合上，从柜台底下摸出一只铁皮盒，打开，里头是一沓码得整整齐齐的旧名片和信笺。

“你爸那条线，是公司对公司的线，规矩大，拐弯慢。”梁伯抽出一张名片，推到他跟前，“香港的片商，我年轻时打过交道的，不止一家。这一位，姓麦的本家不在这儿——我说的是另外一家，做转口的，货不在香港装船，在澳门过一道手，再进唐人街这边的仓。”

“价钱呢？”陈君衡问。

“价钱嘛，还是二月的老价。人家肯不肯走这批货，不看你公司的招牌，看引荐的人是谁。”

陈君衡把名片拿起来。名片上印着一家贸易行的名字，字头很旧，地址在唐人街另一条街上。

“梁伯，这家人情，我怕还不起。”

“人情不是这么算的。”梁伯摆摆手，从铁皮盒最底下抽出一张照片来，推过去，“你看看这个。”

照片是黑白的，边角发黄。照片上的香港维多利亚港，水面全是船；岸边站着个瘦高的年轻人，穿件短袖衬衫，咧嘴笑着，背后是一整排货仓的招牌。年轻人的眉眼，跟眼前这个拨算盘的老头，对得上。

“五二年，我二十三岁，在香港给人扛包、看仓。”梁伯的手指点在照片上，点了点那一排招牌，“那时候跟片商打交道，没有合同，没有公章。你这个人站得直，赊给你的带子按时结账，三回之后，整条街的仓都肯给你开门。后来我到了纽约，几十年了，逢年过节还有两封信来往。”

他把照片收回盒里，盖上盖子，话说得很平。

“香港那边的片商，认人不认公司。你爸分号那块招牌再大，坐在里头的人不对，也是白搭；我这张老脸递过去，顶得上一沓公文。这一趟，我替你递。”

“条件呢？”陈君衡问，“对方的条件，您一并告诉我，我担得起才点头。”

“痛快。”梁伯竖了竖大拇指，“条件有二。第一笔货，先付四成定金，1,100 美元，货到唐人街的仓，验完付清尾数——人家头一回跟你做买卖，不见钱不动货，合情合理。第二——”他顿住，笑眯眯地看着陈君衡，“没有第二。剩下那一份，是我梁伯的脸面。你要谢，就把货按时供出去，把东桥的招牌立住了。将来我这张脸不在了，你的招牌得能自己走路。”

陈君衡站起来，认认真真地给梁伯鞠了一躬。

“哎，坐下，坐下。”梁伯把他按回椅子上，“唐人街不兴这个。记住账上就是了——这一笔，不记钱，记人。往后你的人情，也得这么往外借。”

第二天一早，梁伯带他去了那家贸易行。

行址在唐人街另一头一栋旧楼的二层，没有招牌，只有一间堆满纸箱的办公室。老板六十来岁，姓什么梁伯没说，只让陈君衡跟着叫“世伯”。世伯泡了一壶铁观音，先不谈货，拉着梁伯说了十分钟香港的旧人旧事，谁谁谁的儿子接了班，谁谁谁去年走了。说够了，才把眼光转到陈君衡身上。

“后生仔，你的货，我看过单子了。”世伯把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价钱，就按二月的老价，我一分不加。船走澳门那头，十一天到。票据走转口仓的，你那头报关，不出岔子。”

“世伯，晚辈多问一句——”陈君衡把星光的排期摊开说，“这批货误一天，我赔人家一天的钱。船期上，您给我一个最迟的日子。”

“十二天。”世伯伸出两根手指，又曲下一根，“第十二天，货不到你仓里，你打电话来骂我，我听着。”

“好。”陈君衡又问，“往后呢？这一批走顺了，下一批，下下批，价和期还作不作数？”

世伯笑了，看了梁伯一眼。“你听见没有，这后生仔，头一笔还没做，先问第三笔。”他